“我国经济建设的高潮就要到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：‘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，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’。因此，我们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是将来的事，不能等待，现在就应着手。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，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，相辅而行。”

——《周恩来文化文选》

1952年10月，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56次政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，强调必须加强文化教育工作，并对加强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作了精辟而深刻的论述，提出了富有创造性的见解。这些论述和见解内涵丰富、立意深远，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光芒，不仅直接指导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，而且对新时代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。

经济建设是文化建设的基础，经济建设的水平决定文化建设的高度

马克思主义认为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经济基础的变化，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；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，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。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，其发展程度必然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，如果没有经济建设的发展，文化建设就会由于缺乏物质基础的支撑而成为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经济的性质决定文化的性质，经济建设决定文化建设，这就表明有什么样的经济性质，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性质；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水平，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建设。文化建设的高度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，文化建设的高度不可能脱离于经济发展的水平而独立存在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我国经济面临的是“一穷二白”。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就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任务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到了1952年底，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，在此基础上“又要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阶段”，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，为文化建设高潮提供了物质基础，必将推进文化建设的高潮。根据当时经济建设的特点，文化建设主要集中在制度文化建设方面。这一时期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领域都制定了一系列制度，如新中国施政纲领、新中国外交方针政策、土地改革制度和国营经济制度、文化教育制度、文艺发展基本方针等，形成了以制度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广义范围内的文化建设，这些制度文化的建设都是由当时经济建设的水平和需要决定的。

1953年，我国开始对农业、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，经济方面的改造，也带动了文化方面的改造。正如周恩来指出，“改造当然不限于经济方面，整个社会都在改造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。”1957年8月，周恩来又指出，社会改革“不仅是经济制度的改革，也会影响到别的方面。因为经济基础变动了，上层建筑也要受影响。”因此，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建设也在随着经济改造发生着变化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的实践表明，无论是制度文化建设，还是与“三大改造”相适应的文化改造，都是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。同时，经济建设的水平决定了制度文化建设的水平和高度，“三大改造”决定了文化改造的深度和广度。文化建设只有与经济建设紧密相适应，才能取得新的发展，正如周恩来指出：“今后文化工作配合经济的发展，还会有大的发展”，再次突出强调了经济建设是文化建设的基础，经济建设决定文化建设。

文化建设是经济建设的有力支撑，高水平的文化建设为经济建设注入强劲动力

马克思主义认为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。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，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建设，特别是先进的文化、优秀的文化必将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劲动力，更加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建设发展，有力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。

周恩来指出，“我国要建设，干部、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。其他条件都具备，缺乏干部、人才，也是不行的。而培养干部、人才，就是文教部门最主要的任务。文教工作中，除了教育，还包括文化艺术、科学、卫生、新闻、出版等。这些，都与经济建设有密切关系。所以，要进行经济建设，文教工作就必须加强，决不能削弱。”周恩来强调了文化建设，特别是文化建设中的文教工作对经济建设的影响，他认为要开展经济建设，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干部、是人才。因为，在生产力诸要素中，人是最活跃的因素，只有源源不断地培养懂政治、懂技术、懂经济、懂管理、懂服务的干部、人才，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，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。反之，如果干部、人才缺乏，即便有了其他各方面的条件，也不可能建设高水平经济。因此，文化建设中的文教工作，承担起了干部、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，只有培养出好干部、培养出优秀人才，才能有效服务于经济建设，推进经济发展。

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周恩来从增强综合国力的高度，把科学文化看作和经济力量一样甚至是更重要的一种“力量”。他敏锐洞察到：“生产过程正在逐步实现，全盘机械化、全盘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，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……”，尤其是原子能的利用“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，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”。因此，他提出“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……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”；20世纪60年代，我国提出了“四个现代化”之后，周恩来进一步强调，实现“四个现代化”的关键“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”。这是因为，只有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武装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，才能够迅速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，也才能快速地增强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。

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表明，正因为我们通过文化建设，特别是强化了文教工作，培养了新中国一大批人才，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，我们依靠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，推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，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、交通运输业有了长足发展、农田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就、科学技术发展进步，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
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必须同步推进、同向发力，才能实现同步提升、行稳致远

周恩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，阐明了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辩证统一关系，形象地把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比喻为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，相辅而行。这就明确了在具体实践中，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必须同步推进、同向发力，才能实现同步提升、行稳致远。

周恩来强调，“我们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是将来的事，不能等待，现在就应着手”，这表明，在实践中不能有把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隔绝起来的思想，也不能有先发展经济再发展文化的思想，而必须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，同谋划、同部署、同推进、同提高。

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、政治建设相适应，我们确定了“文艺为人民服务、首先为工农兵服务”的基本方针，大力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，有重点地发展人民的文学和戏剧、电影等各种文化事业。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社会生活、投身于现实斗争，创作出一批以革命战争、社会改造为题材，启发人民政治觉悟，鼓励人民劳动热情的优秀文化作品，如通讯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、歌曲《歌唱祖国》、话剧《龙须沟》、电影《钢铁战士》、小说《铜墙铁壁》等来源于具体实践，深受人民喜爱，又教育和引导人民以更加高昂的精神面貌参与经济建设，实现了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双提升。

在我国社会主义前十年建设时期，周恩来强调，“搞文化工作要研究经济基础”，作为文化工作者，对于经济基础的研究也十分必要，文化和经济两手都要抓，推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。正因为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统一谋划、同步推进，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，文化建设也迈上了新台阶。十年间，大量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不断涌现，特别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是这一时期的经典。更为重要的是，由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发展，一大批人才在经济、教育、科技、文艺、医疗卫生、体育等各个领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，其中大部分人才成为改革开放的骨干力量。

实践证明，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二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，其发展不能分先后，而必须是同步推进、相辅相成、相互促进，从而实现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高度统一，同步同向快速发展。

（作者系百色干部学院副院长）